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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S
-18/06/2020

政治學之兩種認知態度
Nature of Political Study

認識政治有兩種態度，一是視作知識，即西方所謂希臘哲學體系中之科學(science)，可視作中性工具，没有好壞，只有真假，作惡抑行善，在 乎用者。另一是看成人文教育或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聚焦價值觀，屬於道德範疇(ethics)，跟宗教信仰一樣，有善惡之分，先於經驗(priori)、不問因果和不講客觀規律，甚至比宗教信 仰更頑固，不會因事實而改變。大學本科政治學課程，一些頒發科學學士學位(B Sci)，一些頒發文科學士學位(B Arts)，説明上只用課程内容來區别，政治科學多添一些技術性科目如統計學和傳理科目，更重實踐，方便畢業生從政或當官，但本質所限，政治學難以脱離價 值判斷成為實證科學知識。現實中，大多數人之觀念中，政治理念便是價值信念，拜什麽神入什麽廟，信了便一生一世。

從前知識依靠口耳和文字相傳，政治理念或信念之傳播，知識份子扮演關鍵角色。今天之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或KOL(key opinion leader)，實際相當於中國往日之士人，中國士人特點是聚焦人倫，以天下為己任，忠於社稷民族，師從古代聖賢，並非盲從帝王意志。達則兼善天下，匡輔 帝王以遂個人抱負；窮則獨善其身，著書立説，縱言論未能見用於當時，亦求後世可移風易俗，建千秋功業。用今天説法是社會政治導向，與朝廷皇室關係是輔助合 作為主，於非常情況下亦常為民請命而抗逆帝王或權貴侫臣之旨意，視死如歸，此特質令其有别於西方等同家臣之圓桌武士。由春秋戰國諸侯貴族養士成風開始，到 隋唐開科取士成制，中國便形成一個獨特之士人階級，為中國歷代社會提供社會流動階梯及充實道德知識之人才庫。

至於西方知識份子之起源，主流意見皆追遡至古希臘諸聖，然後此類聖哲在希臘滅亡後沉寂近千年，至文藝復興才再度出現並獲得發展，其中被再發現以至被奉為西 方文明起源之古希臘文明含有諸多疑點，諸聖之著作及經歷，絕大部份是文藝復興之後聲稱通過翻譯阿拉伯文譯本或從東羅馬散失之典籍而獲得，來歷可疑；當代大 科學家如牛頓和培根、大儒若伏爾泰等亦質疑其可信性；西方知識份子之歷史，真實可考者唯最近之五個世紀。和中華文明相異之處，西方知識份子於科學、道德和 美學三大範疇平行發展，公知作為知識份子一個子集之出現，實始於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有關此一方面之記載，今天大中小學之歷史教科 書，都略過一段中學西漸之歷史，而只談西學東漸，盡量貶低中國文化，原因不言而喻。

翻查啟蒙時代之學術發展，西方人從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和中國學(sinology)中認識到中國士人階級及其社會功能，驚覺馬可孛羅遊記中所描述之東方世界，其富饒繁榮大有可能和士人之存在 相關，從而啟發出培養公知之靈感，由此在貴族和平民間建立一個新興階級作緩衝，並模倣中國之考試制度，將教士和貴族階層對知識之襲斷打破，繼而以代議民主 政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改良直接民主制(direct democracy)，從知識份子中選舉賢能，由具使命感及知識之社會精英代議，代替不切實際之全民議政和執政，由是令民主制之可操作性大幅提升，誘發工 業革命外，新興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如魚得水，合作無間，知識份子慿知識創富，縱未成殷商巨賈，亦成小資，二者組成聯盟，最終淘汰世襲之君主貴族封建制。當 年新亞院長錢穆先生一士諤諤，説英國考試制度及文官制度借鑑中國，根據應該在此。然而中華文明之士人仍繼續擁抱封建皇朝至清末，相對而言，西方新興知識份 子算是超前跨進一大步。消滅封建制後，民主政制爭議重點，便轉移到選擇代表之機制上，究竟選舉和選拔(或委任)之人才如何分配權力，選舉是採用直選還是間 選，投票權普及到什麽程度等等，成為往後幾百年爭論不休之議題。

數千年來，人類文明互相競逐，亦互相借鏡，事屬平常，過去中華文明過於側重人倫道德，輕賤「奇技淫巧」，錯失工業革命，乃不爭事實；社會管理，西方後來居 上，也不必諱言。尊重客觀事實，實事求是，才是科學態度。抱著此態度探索各種政制之長短，當發現原來萬物殊途同歸，一致而百慮，制度不過工具，唯人賦予生 命，大用小用，為善為惡，在於人而非在於制度。幾千年之人類文明史，盡是此起彼落，各領風騒，長則數世紀，短則不過百載。中華文明能數落數起，算是異數。

今天世界，學術及媒體仍由西方主導，對非西方式民主政制之缺失可説人盡皆「知」，然西方式民主之弊端則鮮見論及，於世界各地形成宗教般之膜拜信仰，對不利 之客觀事實幾乎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似到物極必反之關頭。先説直接民主，全民議政、決策並執行之制度，先決條件是全民皆聖，賢能俱備還要質素相若，現實 中那有可能，結果在激烈的競逐中被君主制淘汰，如雅典一如主流所謂行直接民主制，那大有可能是雅典之後，西方往後千年再無地方能成功採用民主制之原因。嚴 格而言，雅典本質為奴隸社會，民主亦只是奴隸階級内之民主，但最終仍敗於同為奴隸社會之君主制，説明生存能力不高。簡而言之，直接民主反應緩慢，且極易或 肯定會劣質化成民粹(populism)，再極端化便成暴民政治(mob politics)或淪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巴黎公社便是例子，今天已無純粹之現實模式在運行中。

世間事物，難逃成住敗空之命運，西方以代議民主取代直接民主，解決執政效率及社會矛盾，並不意味已找到開啟終極文明之鑰匙。民粹所以出現，是因為野心政客 之存在，要奪權，唯有將民粹主義偽稱為民主，利用一般民眾對政治認知不足之弱點，操控民意，按族群分佈，投某些人之所好，將其個人權利自由極大化和絕對 化，獲取其支持，至於社會責任和義務，則絕口不提或輕輕帶過；此類操作，在國内能挑起族群對立，藉此在選舉中勝出；在國外，可以製造族群仇恨，擾亂對手之 社會秩序，從内部瓦解敵人，不戰而勝。

對廁身權力高層之政客而言，政治學一如科技，只作為鞏固權力之工具，惟對基層民眾之教育、包括所謂之公知之養成，則務要將單一政治理念貫輸，形成成宗教般 之信仰，讓大多數人只問主義，不問事實，岡顧邏輯，空言概念，簡單點説便是愚民。然而，在高度分工之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搞公議公決，在後資訊革命年代(post information revolution era)搞虚假訊息打文宣戰，等同將社會熵值(society entropy)提高，從有序推向無序，實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政客美化對手社會動亂份子之一切資訊，無可避免會回流國内，加上已激活之民粹基因，群眾反 智成為普遍現像，愈無知者愈無畏，社會矛盾欠缺理性約束，被激化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原來出口之動亂最終會轉為入口，政治秩序蕩然無存，要壓制便等如搞雙重 標準，否則便是自我否定，臉皮撕破，謊言戳破，害人最終亦害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民主制自含敗壞因子，盛極而衰只是自然規律。

風物長宜放眼量，走著瞧好了。
- 完 -